在串流平台充斥各種犯罪紀實影集的今天，我們為何還需要 《食人魔達默》？

《食人魔達默》（Dahmer—Monster: The Jeffrey Dahmer Story）這部由Ryan Murphy跟Ian Brennan創作的劇集上架首週便創下播放時數兩億小時、Netflix史上第五高的紀錄。

觀察歐美評論目前大致可分為兩種路線：（一）批判本劇並未跳脫 True Crime普遍美化渲染（glamorize）連續殺人魔犯行、並將血腥暴力娛樂化的框架；（二）讚揚此版本把敘事主軸交給原先應該擁有發聲權的受害者及家屬、也點出Dahmer 之所以能在 1978—1991 年間連續犯案十年，主因在於美國警政體系的恐同偏見與系統性種族歧視。

作為一部必須在同類型作品裡殺出重圍的改編新作，本劇固然不乏獵奇或滿足大眾窺探慾的元素。但後五集突然改變敘事基調以受害者視角為劇情主軸，也招致不少批判過於政治正確的聲音。即便如此，仍有受害者遺族表示被該劇的影像呈現方式再度創傷［註一］，強調影集拍攝前未諮詢或徵求受害者家屬意願，獲利亦全數歸劇組和串流平台。以題材來說，想兼容社會關懷的多元視角跟娛樂效果必然是艱鉅的任務，畢竟倡議正義跟消費創傷之間很多時候只存在一線之隔。

關於原生家庭和人際互動如何影響人格形塑這點臨床精神醫學探討的已經太多，我也無意討論劇本是否忠於犯罪紀實跟文獻紀載，畢竟影視創作本來就不該當成史料閱讀；我比較感興趣的是男同志身分如何透過這個新版本的詮釋被再現，本劇加入的視角跟先前已經多到無法細數的相關紀錄片又有何不同。［註二］

Jeffrey Dahmer活躍的時期正值美國愛滋危機：一個基於對疾病污名的忌諱、同志必須匿名交友且人人自危的時期。以Murphy素來標榜的酷兒感知（Queer sensibility）自然不可能忽略這點。劇中諸如其母親 Joyce Dahmer因職務接觸潛在HIV陽性者、屢次出現的男同志澡堂與酒吧場景都可以算是編劇為了凸顯社會結構性問題而採取的再現策略。

不過影集後半聚焦在族裔跟性別少數的視角是否過於「政治正確」？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到八零年代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密爾瓦基市（Milwaukee）。

在Dahmer奪走的 17 條生命當中，共有 14 人是非裔或亞裔等有色族裔，其中許多人是當地同志社群的成員。在其犯案最頻繁的期間時任總統為雷根（Ronald Reagan），當時社會氛圍深受保守主義和右翼思想影響，一直到1982年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正式賦予愛滋病AIDS的縮寫命名之前，醫護人員和普羅大眾對這個新興神秘病毒的稱呼是「Grid 」（Gay 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意即「與男同志相關的免疫缺陷」、或乾脆稱為「男同性戀癌症」（gay cancer）／「男同性戀瘟疫」（gay plague）。任何邏輯清楚的人大概都會同意病毒前人人皆平等，但這些當年首先躍上媒體的語彙卻導致「只有男同志會染疫」的謬誤和標籤長年烙印在社會印象裡。［註三］

Dahmer的受害者名單，圖片來源：Weebly

據威斯康辛LGBTQ歷史計畫的策展人 Michail Takach表示，當時同志族群只能透過隱匿真實身份的方式結識彼此，而這種人際交流多數是構築在恥辱感、被剝奪感、與被主流社會驅逐的共情經驗上。此外，男同志擴大交友圈的管道多半為工業區內工廠倉庫圍繞的酒吧，由於人來人往及匿名地下化的性質，人際關係漸趨稀薄化和短暫飄渺，原先頻繁流連於這些場所的人逐一因感染HIV而消失，種種因素造就了讓Dahmer得以一再殺戮而不被注意的環境，圍繞著愛滋病的歧視與人際淡漠亦成為絕佳的犯罪溫床。［註四］

本劇副標題的「Monster」因此具有多重意義，男同志自此不僅是社會跟醫療意義上的「怪物」，也在各種流行文化中留下難以抹滅的身影。事實上，電影研究學者班蕭夫（Harry Benshoff）指出性別少數在好萊塢電影史中與怪物／殺人魔等負面形象一直存在密切的連結：八零年代以降的砍殺電影（Slasher）如《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的水牛比爾（Buffalo Bill）、《驚魂記》（Psycho）裡的諾曼貝茲（Norman Bates）、《剃刀邊緣》（Dressed to Kill）的艾略特醫生（Dr. Elliott）等，許多電影裡皆影射殺人魔是跨性別／變裝者或男同志。也因此性別少數與怪物的聯想便成為後世酷兒社群亟欲拆解的一環。［註五］

劇中與 Dahmer短暫交往的 Tony Anthony Hughes 本人，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不過現實生活存在像Dahmer這樣的人物又讓這個議題變得更複雜難解。這種傾向是天生的嗎？還是後天建構的？這個長期以來對男同志的提問，到了本劇同樣可以套用到殺人魔身上，只是箇中意義又隨著社會脈絡和同志文化的能見度有所差異。

擔綱此劇主角的演員 Evan Peters 是從前作《美國恐怖故事》（American Horror Story）開始便長年與 Murphy 合作的固定班底，部分影評認為本次選角延續了前作把死亡奇觀化的慣例，在事隔多年後選擇重拍也讓人質疑是從他者的悲劇裡搾取商業價值，進而模糊淡化了對體制批判的力道。［註六］

播映第三天，Netflix被要求撤下平台上的關聯標籤#LGBTQ，原因是許多觀眾認為劇中對酷兒族群的呈現方式過於負面：「連環殺手不是我們樂見用來代言LGBT族群的人物。」［註七］但批評此劇的出發點是剝削邊緣族群可能有失公允，畢竟我們不難觀察到劇組透過第六集的 Tony Hughes 這個角色講述了障礙／有色族裔之間結盟帶來的力量（這點可從 Tony 跟其他聽障者朋友聚會時的談話看出），Tony 同時也是所有受害者中唯一有機會逆轉局勢、讓 Dahmer改邪歸正的交往對象；在這段讓人動容的關係裡（至少起初是），我們得以瞥見共同承受社會汙名與歧視的個體惺惺相惜的一刻。

諷刺的是在經歷一連串駭人聽聞的案件後，美國社會才開始正視愛滋與同志汙名，並建立讓邊緣族群能敞開心胸公開討論並分享資源的支持系統。可以確定的是當今社會需要更多讓受害者擔當主角的敘事，畢竟就跟每一名曾被納入CDC資料庫的確診者一樣，每樁案件背後都是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生命。

正如 Glenda Cleveland 在劇中說的：「這不是什麼萬聖節鬼故事，這就是我的人生。」

（ “This is not a Halloween story. This is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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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受害者Errol Lindsey的姐姐Rita Isbell 指出劇中重現1992年法庭審判時逐字引用她當時的發言，拍攝前卻並未取得她本人的許可。Isbell的表親Eric Perry也在推特上表示過去已有無數以Dahmer為主角的劇本，現在選擇再添一筆無疑是對受害者家屬的再度創傷。

此外，數名參與本劇的工作人員被採訪時表示拍攝過程讓人十分不適，劇組對待非裔助理的態度也很有爭議。

參考來源：洛杉磯時報

［註二］
好萊塢翻拍連環殺人案已行之有年，其中以Dahmer的生平為焦點的作品更是多不勝數：《我朋友是丹墨》（My Friend Dahmer，2017）、The Jeffrey Dahmer Files（2012）、《殺人狂達瑪》（Dahmer，2002）、The Secret Life: Jeffrey Dahmer（1993）、以及10月8日即將於Netflix播出的迷你影集《與殺人魔對話：傑佛瑞 • 丹墨訪談錄》（Conversations with a Killer: The Jeffrey Dahmer Tapes）等。

［註三］
Ryan Murphy最著名的影視代表作之一便是講述愛滋人權的《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又譯為《血熱之心》），此劇在2014年由HBO出品，改編自美國愛滋倡議先驅 Larry Kramer的自傳式百老匯劇本，故事講述1981-1984年間愛滋病在紐約市爆發開端政府與醫界對確診者的置若罔聞，普遍認為是Murphy刻劃酷兒平權歷史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註四］
現年62歲、當年在 Dahmer頻繁光顧的酒吧219俱樂部擔任酒保的 Scott Gunkel也提出類似的觀察，並指出劇中對酒吧文化的刻畫並不精確，因為當年酒吧裡多數為白人；此外他也提到記得 Tony Hughes時常遞紙條與其交談，後來對Hughes消失並未多做聯想，因為當時同志酒吧之間存在一種默契：「要是有人沒再來酒吧，他們要嘛是得了愛滋、要嘛是結婚了」。

這段訪談內容出自紐約時報的文章〈我們不想重溫這些回憶：網飛影集《達默》引發眾怒〉，算是目前為止我覺得分析最公允、觀點也最全面的評論，強烈推薦大家一讀。

關於威斯康辛LGBTQ歷史計畫與這些案件日後對當地同志社群的影響，詳見這篇文章。

［註五］
Benshoff, Harry M. Monsters in the Closet: Homosexuality and the Horror Film. New York: Manchester UP, 1997.

［註六］
此段為摘錄並譯自Vulture雜誌原文 。

［註七］
關於酷兒社群對本劇的批判，詳見《綜藝》（Variety）雜誌的報導。

Travel Journal: Gay’s the Word and Skoob 倫敦獨立書店推薦：英國首間同志書店與學術二手書集散地

▸March 30 ◂

談到倫敦的閱讀資源，除了大英圖書館外不免要提街頭巷尾經濟實惠的二手和主題書店。我在倫敦印象最深刻的兩間書店都在Russell Square 地鐵站附近，彼此只相隔兩三個路口。在逛完諸如Waterstones、Foyles跟Hatchards等連鎖書店後，更讓我堅信此行能讓本人荷包消瘦的只有這兩間。

先談談位於Bloomsbury 的Gay’s the Word，這間全英格蘭唯一酷兒書店在今年迎接開業以來的四十週年（全英國第二間酷兒獨立書店是去年誕生於蘇格蘭Glasgow 的 Category is Books）。招牌兩側的粉紅倒三角形是納粹時期幽暗歷史的提醒物，體現了意欲翻轉男同志恥辱標記為榮譽徽章的意圖。

Gay’s the Word 創始人荷爾（Ernest Hole） 是 Gay icebreakers 成員，這個社會主義同志團體脫胎自七〇年代左翼酷兒與公民權利運動，深受美國同運與酷兒書寫啟發。在英國同性戀作品尚不普及的1979年，這間書店的成立可謂立下英國酷兒歷史的一道里程碑。書店命名靈感源自諾威羅（Ivor Novello）的同名音樂劇，除了賣書以外，這裡是許多性別運動組織的聚會場所，也同時舉辦音樂表演。這裡沒有石牆運動，卻是知名同志電影《驕傲大聯盟》（Pride，2014）最具代表性的場景 。

Travel Journal: The Old Operating Theatre Museum and Herb Garret 倫敦舊手術室博物館與藥草閣

▸March 24 ◂

【English below】

在眾多倫敦帶給我的驚異之中，最喜愛的景點之一就是這個充滿藥草、手術刀跟人體模型的秘密小閣樓了。這間博物館坐落於沙瑟克（Southwark）的聖湯瑪斯教堂（St Thomas’ Church）上方，進入前須穿越蜿蜒又狹窄的螺旋樓梯，這座樓梯據說是賣點之一，不過正如多數哥德式教堂的塔樓，有幽閉恐懼症或行動不便者在攀爬前真的要三思。 事實證明出發前一個月就寫信預約兩場講座是正確的決定，因為假日非尖峰時段還是可能坐滿慕「歐洲現存最古老的手術室」之名而來前來聽講座的民眾。

這裡的展品定位偏向通俗知識，規模不大，一小時便可參觀完。講座約60-90分鐘（實際長度視問答時間與觀眾的互動程度而定），皆舉辦在壯觀的環形手術室裡，意圖是重現1821年的舊時代情境，抬頭可見天窗，目的是讓自然光照進這個沒有暖氣或通風設備的小空間。過去醫學院學生便是圍繞著中央的手術台排排站立觀摩手術過程，手術呈現方式也有濃厚的表演意味－－在尚未發明麻醉劑前只能靠手術醫師俐落的技術稍微緩解疼痛，當然也不存在消毒滅菌的程序。講者強調幾分鐘前剛深入前一名傷患血肉模糊肌理的手術刀，通常僅用抹布擦拭幾下就再度插進下一名傷者身體裡，對於到哪都隨身攜帶酒精跟乾洗手液的我而言真是有夠頭皮發麻。由於手術時間攸關生死，部分醫師甚至會比賽誰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手術（哈囉請問有顧及被切的人的感受嗎），歷史上創下最快紀錄的是費時28秒切除右腿的李斯頓（Robert Liston）。然而能從手術中倖存的比例約莫只有三分之一，這些遺體留給後世的饋贈大概就是對解剖學知識與人體構造教學的貢獻了。可想而知，大量術後感染和併發症的案例讓這間醫院正式歇業，日後也改建為開放民眾參觀、可容納50人的露天劇場。

狼女與野獸：安潔拉卡特的童話改寫與女性主體

對現代人而言，〈小紅帽〉的寓意明顯易見：午夜的森林不是小女孩應該流連的地方。這則膾炙人口的童話可一路追溯至中古時期。當時歐洲存在母系傳承的口述傳統，十七世紀末法國布爾喬亞階級將童話文學化之前，這些民俗傳說是由一群說書人（conteuse）口耳相傳而來的。

一般認為童話的「文學化」過程應歸功於佩羅（Charles Perrault）。儘管佩羅彙集編纂童話故事功不可沒，其明確的警世箴言卻也成為教化平民如何成為道德主體的訓誡手冊。在1983年的著作《小紅帽的試煉與磨難》（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裡，童話研究與民俗學者齊佩斯（Jack Zipes）蒐羅了超過三十個不同版本的〈小紅帽〉，其中絕大多數改編自佩羅的版本。佩羅筆下的小紅帽在森林遊蕩途中遇見大野狼，在大野狼的勸誘下，對森林險惡一無所知的小紅帽貿然答應與大野狼比賽誰先抵達奶奶的家門。後續發展讀者們都耳熟能詳：吃掉祖母的大野狼終於等到牠的獎賞，小紅帽渾然不覺有異上了大野狼的床，此時佯裝成奶奶的狼便露出猙獰面貌。「你的牙齒好大呀！」（What big teeth you have!）語畢，小紅帽便被野狼拆吃入腹。

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作者的文末註腳：「年輕漂亮、家室良好又性情溫和的女孩永遠不該聽從陌生人的指示。若發生上述情形，那麼被野狼吃掉實在不足為奇。」這段評語一方面將被掠食的命運歸咎於小紅帽的無知，一方面又暗示秀色可餐的小紅帽因為沒拒絕與狼共枕的邀請而成了自身悲劇的共犯。此外，佩羅亦提醒讀者「最可怕的狼往往是外表馴良的那種」（Zipes 91-93），這樣的修辭蘊含一個明確的訊息：大野狼跟掠食者都是男人的代名詞，「掠食」也有濃厚的強暴意涵。這個版本不只奠定了野狼作為「油嘴滑舌的誘惑者」（Bacchilega 56）與小紅帽之間的共謀關係，也讓少女披上象徵誘惑、色慾與魔鬼形象的紅色斗篷。

家庭即是恐怖：《宿怨》的弒母與魔童

艾瑞．艾斯特（Ari Aster）首度執導長片《宿怨》（Hereditary）絕妙地揉合創傷、哀悼、與家庭即是恐怖的母題。劇中的微型屋一如主角們的家庭，象徵的不是團結而是死亡。本片承襲了自1968年《失嬰記》（Rosemary’s Baby）開啟的魔童文類，講述一個家庭受已逝祖母施降的巫術侵擾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劇中祖母長年試圖召喚的異教神派蒙王（King Paimon）陸續降生的兩個對象都是孩童／青少年，這個孩童被邪靈附身的設定對愛好恐怖電影的觀眾而言其實再熟悉不過：在本片之前，美國便出產過《失嬰記》的惡魔孽種、《天魔》（或譯凶兆）（The Omen）裡統治世界的撒旦之子、和《大法師》（The Exorcist）中口出穢言的小女孩宿主。邪惡母親與巫術／撒旦崇拜的連結也有不少前例可循，例如義大利導演阿基多（Dario Argento）1977年的「母親三部曲」（The Three Mothers Trilogy）[1]。追本溯源，這波七〇年代興起的異教熱夾帶了當時世俗社會對非理性主義的好奇，透過不受上一代控制的下一代體現時人的焦慮，形成足以搖撼基督教傳統和家庭價值的次文類。

《犬之島》：誰的馴化與順服？

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犬之島（Isle of Dogs）》又稱垃圾島，島名索性道破受感染犬隻的社會地位：如廢棄物般成為被屏除於政治保護外所有敗犬（underdog）／頹壞身體／裸命（bare life）之隱喻，由執政者以隔離棄置方式定奪其生死。

故事背景是距今二十年後貓咪擁護派小林王朝當權的架空都市巨崎市（Megasaki）。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架空背景，不少針對本片不當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與簡化東亞美學的批評似乎都遺忘了這點：儘管這部電影充斥浮世繪、相撲、俳句、太鼓等文化符碼，它終究不是真實日本的再現，而精準還原日本文化的任務不可能達成、亦非其旨趣。劇中幾無代表日本犬種的秋田犬與柴犬，或許正印證了這點。

《魔女席瑪》：殺死父親，我們就能在一起

尤沃金．提爾（Joachim Trier）今年入選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挪威代表的《魔女席瑪（Thelma）》可謂新瓶舊酒的女性成長寓言。就文類來看，《魔女席瑪》是一部結合心理驚悚懸疑與超自然元素的劇情片，然而細究便會發現本片的結構亦符合同志成年（coming-of-age）純愛小品的架構，電影宣傳標語精煉道出本片探究的議題：有時最恐怖的莫過於發現自己真實的身分（Sometimes the most terrifying discovery is who you really are.）。

這裡倒不須急著把「身分」兩字等同於女同志身分，畢竟真實的自己可以有太多種不同的樣貌。事實上，蟄伏於自己體內的魔物恐怕是恐怖電影迷再熟悉不過的母題（motif）了。若將這個母題置於成長故事的脈絡來檢視，觀眾不難發現許多恐怖文本的主角都是青少年，因為成長本身便是處處充斥恐懼的過程：從青春期過渡到成年的身體產生諸多令自己感到陌生的未知變化，「我」不再是過去熟悉的「我」；青春期因此是模稜、脫序、無法以舊有知識理解的恐怖，這種源自自身的陌異感在本片可謂與斯堪地那維亞式的沉鬱冷冽氛圍完美融合。

後現代酷兒哥德：《低俗怪談》的後設志異與酷異怪物

2014年由Showtime電視網推出、美國劇作家羅根（John Logan）編寫監製的恐怖奇幻影集《低俗怪談》（Penny Dreadful，或譯《英國恐怖故事》）背景設定為十九世紀末的倫敦市，全劇散落各式各樣可辨識的文學典故與隱喻。劇名指涉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普羅大眾於路邊攤販便能唾手可得的廉價小說，內容描寫各種血腥／犯罪／偵探／靈異情節，極盡神怪煽情之能事。單就命名本身來看，不難觀察出創作者刻意用《低俗怪談》與庶民拉近距離、跟高高在上的文學「正典」區隔開來的意圖。畢竟與此傳統一脈相承的志異（或譯哥德，gothic）和奇情小說（sensation novel）皆因其虛構的異色情節與空想式的娛樂性質，在英國文學史中長年受到邊緣化，普遍被賦予和寫實主義對立的位置，有時更直接被烙上不具美學價值、「非文學」作品之印記。更廣義一點地說，低俗、志異與奇情小說儘管各有獨立的發展時空和讀者群，最顯著的共通點便是三者對「恐怖」根源的探究與召喚情感的能力。

衣櫃裡的怪物：班蕭夫的恐怖電影酷兒論

儘管晚近同性戀研究已不乏對同志電影耙梳的嘗試，班蕭夫（Harry Benshoff） 1997年的著作《衣櫃裡的怪物：同性戀與恐怖電影》（Monsters in the Closet: Homosexuality and the Horror Film）仍可謂眾多文獻中首度對恐怖電影流變與同志運動如何交織相互影響提出歷史性考察的承先啟後者。

歷史上對於恐怖電影的批判不外乎視其為賣弄羶腥色的庸俗娛樂，更甚者指其背離現實的題材流於蒼白無力的烏托邦式空想。批評家常因這個文類的虛構與浮誇性質而不予重視，但鑲嵌於美國主流傳媒[1]與恐怖電影中長期被妖魔化的同性戀形象對性邊緣主體的現實處境卻是攸關存亡的議題。西方猶太─基督教傳統極大程度上建構並鞏固了特定性／別的正當性，進而形塑二十世紀迄今普羅大眾對「自然」與「人性」的集體想像。易言之，一套約定成俗的價值體系隨之而生，並據此建立自身／他者、秩序／混沌、正常／異常等主客二元的文化階序。從性別化的角度來看，便是以異性戀父權資本主義為中心制定「正常」的判準，將性視為增產報國的手段，落在這個中心以外的身分認同與情慾實踐則為「異常」的性別他者。

為女性而寫的改編黑色童話──〈染血之室〉的色情、慾望與物質性

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1979 年的短篇小說集《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無疑是眾多改編童話[1]中的首開先河者：從〈小紅帽〉、〈美女與野獸〉到〈穿長靴的貓〉和〈白雪公主〉，卡特刻意凸顯童話中潛藏的性別政治，對經典童話的重詮引起不少論辯。

「戀愛與酷刑驚人地相似──這是我在自己婚床上學到的啟示。」（頁 28）〈染血之室〉的敘事者引用詩人波特萊爾如此道出婚姻的真諦，這篇作品改寫自佩羅（Charles Perrault）1697 年的知名童話故事〈藍鬍子〉[2]。〈染血之室〉收錄於同名故事集，是一則非典型哥德羅曼史（gothic romance）[3]：女主角嫁給遙遠古堡中的男侯爵，卻在好奇心驅使下拿著侯爵交付的鑰匙，偷偷開啟了通往禁忌之室的大門，最終發現宛如預示自己噩運般的駭人秘密。